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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议!周小川的说法应该是明确了亏损承担机制。金融机构在突发事件中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布林线指标

周小川,突发事件,金融机构,亏损,说法,成就,机制,建议时间:2021-02-28 00:54:06浏览: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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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2020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线举行。中国金融协会会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名誉院长周小川、全国政协委员肖钢等多位经济专家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

周小川在讲话中强调,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况下,需要更有基础的金融服务,即更容易为基层实体经济所接受的政策实施和执行机制,包括更好的财政政策对接。

我们来看看周小川讲话的要点:

1.新冠肺炎疫情不同于以往的危机。过去,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递给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造成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问题。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对就业有影响。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可能更明显。

2.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以及市场化改革都是针对正常的经济运行和金融危机。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况,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和研究准备,因此传播机制不够有效,实施机制仍然缺乏,可能需要加强多方面的研究。

3.根据以往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设计一个原则明确的机制,这样这个机制才能在基层得到实施和落实。其中,针对受疫情影响特别大的相关行业的一些政策应进一步明确,以便金融机构实施。

4.金融机构除了正常运行机制外,还应考虑加强应急职能,以促进应急过程中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如应对新冠疫情等。另外,要有一个承担损失的机制。承损机制越清晰,执行越有力。同时,我们还应该设计一个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化改革,金融体系是市场化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来实施,而不仅仅是依靠号召或者行政命令。此外,检查和监督机制也应相应跟上。

5.我们在政策机构和开发机构也有很多创新的业务,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金融危机中的配套相关产业。如何利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助学贷款,过去开发银行采用的方式,其实是批发,也就是说,虽然在基层没有信息优势,没有落实到基层的传统和专业,但作为批发机构也可以做。

6.商业金融机构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力执行政策。比如在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等金融政策方面,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存在问题,需要其他金融机构帮助监管和救助。其实这些都是政策性的内容,并不完全符合商业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设计得好,他们在这些方面也可以做得很好。

7.在紧急情况下,首先是将目标、原则和政策的规模设计得更明确、更清晰、尽可能详细、可分解、能够检查和监督。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更好的实现。三是风险承担机制,尤其是最终损失承担机制。最终的损失需要确定,也需要明确的承诺,包括需要一个覆盖所有口袋的政策。这样,现有的商业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方面可以有更明确的政策导向,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在讲话中表示,要扩大增量,加大盘活机关和国有企业存款的力度,研究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机制安排。

我们来看看小刚讲话的要点:

1.在盘活国有资产方面,比如配置国有资产充实社会保障,要加大减少社会保障缴费的力度,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一方面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释放居民和员工的实际消费需求。加快国有资产振兴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2.要盘活政府机构的存款,必须研究和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机制,盘活存在账户中的部分资金。近日,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推出基础设施REITs,这是一种有利的金融工具,有利于现有资产的金融振兴。应进一步推进这些改革,加快金融体系改革。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章小蕙表示,中国将为全球抗击疫情的金融战争贡献其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的金融抗疫之路从来不是简单的刺激经济的方式,而是抓住机遇,不断推进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理顺市场关系,建设面向全球、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这些不仅是中国金融发展取得巨大进步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和蓬勃发展的基础。

周小川和肖钢的发言全文分别为:

周小川:需要更有基础的金融服务来澄清亏损机制

很高兴再次参加清华论坛。我主要想谈一谈加强金融研究,使金融体系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其实我也没什么研究。我主要想作为开场白来说一下,希望能引起大家对挑战和研究的关注。

中国出台了相当多的应对疫情的宏观政策和金融体系政策,其中有很多创新,大家都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首先,在流动性和价格机制上,货币政策是及时有力的。其中有些是克服疫情、提振总需求的政策,有些实际上是充当救助的功能。应该说整体效果不错。

但是社会对金融体系的期望也比较高。建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有效,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和个人的救助更加准确和有针对性。同时,应注意节约弹药和防止随后的副作用。

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意见。比如有的企业和个人应该可以获得资金支持,但是没有得到,或者得到的数量不够;也有一些观点认为部分资金已经进入资产市场,对此也有担忧;此外,还有一种观察认为,一些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闲置,无法在实体经济中充分实施。

我觉得这些说法有些道理,也说明大家都希望金融企业界能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当然,与此同时,也有观点担心,流动性宽松在未来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可能会出现一些“搭便车”现象,也就是说,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出现了一些问题,已经陷入了困境,但他们也可能借机说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那么他们是否也应该得到救助呢?

这次疫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历史上可供借鉴的经验很少,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参考资料。我记得在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有类似的金融政策和流动性支持,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不良现象,其中之一可能是资金进入资产市场。因此,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121号文件”,主要是适当限制对房地产市场的贷款。

当时有个现象叫“炒楼花”,意思是楼还没封顶,已经炒了好几次了作为期货。2003年秋季,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信贷快速扩张。到2004年4月,社会对快速扩张进行了批评,导致当时的监管机构在4月的最后一周暂时冻结了最后一笔贷款,引起了一些社会震动。

总之,这些都在需要考虑的范围之内,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课题。毕竟,新冠肺炎疫情不同于以往的危机。过去,危机往往是由经济因素传递到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造成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问题。这次主要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对就业有影响。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可能更明显。

应该说,在过去,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市场化改革都是针对常规经济的运行,也考虑了金融危机。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情况,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研究准备,传播机制不够有效,实施机制仍然缺乏。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加强多方面的研究。

金融机构也应考虑加强应急职能

其中之一就是如何让金融市场和金融业与财政政策更加兼容。

的确,此时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我们也知道,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充分、有效、顺畅。过去主要依靠的方法是将财政资金层层分解,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些截留挪用的情况。我们现有的金融机构应该说是与基层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尽可能地使用和创新方式,使金融体系更好地为战胜疫情服务。

当然,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不可能100%有效,不可能把资金全部用完,也不会有截留挪用的情况。这种高期望是不现实的。

此外,我们也不可能推进反对市场化改革的相关政策。此外,我们还应关注金融机构在支持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是否会在金融资产质量和金融市场效率方面出现一些问题,从而导致新的金融市场混乱和金融危机。

我们说机制设计和体制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完善。根据以往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设计一个原则明确的机制,这样这个机制才能在基层实施和执行。其中,针对受疫情影响特别大的相关行业的一些政策应进一步明确,以便金融机构实施。

此外,金融机构除了正常的正常运行机制外,还应考虑加强应急职能,以促进应急过程中目标和原则的明确,如应对新冠疫情等。另外,要有一个承担损失的机制。承损机制越清晰,执行越有力。此外,我们还应该设计一个足够好的激励机制。毕竟,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化改革,金融体系是市场化的,需要通过金融激励机制来实施,而不仅仅是依靠号召或者行政命令。此外,检查和监督机制也应相应跟上。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更有基础的金融服务,也就是说,这种机制可以更好地接触基层实体经济的政策执行和实施,包括需要更好地匹配刚才提到的财政政策。毕竟新冠疫情带来的问题,除了总需求、供应链等等,还包含了更多需要协助的功能。

政策性银行需要彻底澄清亏损机制

应该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在90年代的金融改革中设立了政策性银行。后来我们把银行体系分为三个方面,一个是政策性银行,一个是开发银行,一个是商业银行。其实什么是政策性银行,什么是开发银行,一直都是有争议的。虽然前两年我们已经出台文件,制定了规定,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那么有说服力,还是有一种“吃生吃一顿”的感觉。

金融机构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延长贷款期限、推迟付息、减少债务、重组、降低成本等。但是,我们说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

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如果有政策需求,中国既然有政策银行或者CDB,应该可以承接一些政策业务来抗疫。但我们回忆一下,90年代建立的政策性银行,包括从那以后转型的开发银行,其功能设计并不是按照这个应急政策的要求来设计的,也就是说都是按领域来划分的。

为了防止政策缺口打开后被关闭,他们被限制只能在这个领域运作,不允许扩大。但其实这个政策领域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演变,有的从一开始就变成了其他内容。

的确,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银行与基层联系不是特别紧密,过去也没有允许它们设立大量分支机构。所以,如果疫情主要需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和某些个人的支持,那么我们现有的政策性银行和开发银行就不具备信息优势,存在着执行不一定有效的问题。

此外,承担损失的机制从未得到彻底界定。名义上来说,政策性业务需要政府的正式批准,剩下的可以根据开发业务来理解,但政府并没有真正覆盖。此外,他们的监管政策和原则也不够明确。一度有人主张适当放宽监管标准。但是,监督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案例,与监督治理中“机会”的存在有关。

但是我们在政策机构和开发机构也有很多创新的业务,比如棚户区改造、助学贷款、金融危机下的相关产业配套等等。因此,我们说,如何利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任务。说到助学贷款,过去开发银行使用的方式其实是批发,也就是说虽然在基层没有信息优势,没有落实基层的传统和特长,但作为批发机构也可以做。

对于商业金融机构,要做好政策服务功能的激励机制

商业银行一直备受争议。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一些商业银行不允许从事政策性业务。一方面,政策性业务难以落实;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有自己的商业利益;此外,他们担心道德风险。他们担心问题出现后,商业银行会给政府带来很多负担,这与政府和政策业务有关。

当然,我们认为,其实商业金融机构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力执行政策。比如在反洗钱、反恐融资、现金管理、外汇管理等金融政策方面,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存在问题,需要其他金融机构帮助监管和救助。这些其实都是政策性的内容,不完全符合商业金融机构的自身利益。但是,如果设计得好,他们也可以在这些方面做得很好。

因此,我们强调,在紧急情况下,第一步是将目标、原则和政策设计得更加明确、清晰、尽可能详细、可分解,并能够进行检查和监督。二是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市场激励机制更好的实现。第三是刚才提到的风险承担机制,尤其是最终的亏损承担机制。最终的损失需要确定,也需要明确的承诺,包括需要有一个覆盖所有领域的政策,让现有的商业金融机构在抗击疫情方面有更明确的政策导向,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小刚: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盘活现有资金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问题:第一个是简单谈谈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以及各国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第二,我想重点谈谈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无论是目前应对疫情,还是疫情过后面临经济发展的挑战,这些都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

先说第一个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后,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各国向新冠肺炎患者提供的社会保障措施,向企业提供的税收、社会保障和部分债务延期支付方面的支持,还包括向公民发放现金或代金券,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同时释放消费需求。

我想重点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在应对这次疫情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我们有着超大的市场潜力。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的超大型市场在哪里?有几个方面:

1.就劳动力数量而言,中国有8亿多劳动力,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总和,我国中等收入人口超过4亿。据相关统计,到2030年,中等收入人数将翻一番,我们每年有800多万新毕业生。这些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劳动力。

我们的新生人口每年达到1500万,新生人口每年将超过一个中等国家。虽然我们也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总体来说,未来几年,中国的青壮年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未来90后青壮年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现已达到4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的总和。因为我们是一个制造大国,未来我们将走向制造强国。我们的工业产品门类齐全,涵盖所有行业,应该说是一个拥有整个产业链的制造体系。在220多种工业产品中,我们的许多产品居世界第一,产量居世界第一。

3.从金融市场规模来看,中国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私募股权市场都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47%,领先世界主要经济体。整体储蓄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应该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多个百分点。此外,我们有充足的外汇储备,目前超过3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8%。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总资产已达210万亿元,国有金融体系总资产也达到264万亿元。

4.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韧性是我们内部差异比较大,也就是说东、中、西部地区不平衡还是比较大的。不平衡发展本身具有趋同效应,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弹性,扩大了我们的回旋余地,这本身就是一种优势。

善用股票基金

下一步,扩大增量,特别是城镇化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为59.2%,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增长约一个百分点。因此,未来十到十五年,中国城市化率有望提高到70%。在这方面,我们的潜力仍然很大,有很大的空间。

据估计,城市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每年有1400万人去城市,相当于深圳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城市化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都市圈的建设会带动房地产、基础设施、公共卫生、教育、医疗、环保等诸多行业的发展,所以这些行业的需求会进一步释放。

在股票方面,我国股票的潜力有待进一步开发。这主要是关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他们银行账户里还有很多闲置资金,还没有完全激活。到目前为止,到2020年,中央政府即中央财政在央行的存款余额将达到3.7万亿人民币,即财政资金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还有政府机构和组织。这些存款应该是广义上的政府部门和财政资金。现在商业银行存款近30万亿。还有很多企业存款,达到61万亿,大部分是国企存款。

国企净资产有多少?据相关统计,中央国有企业净资产17.7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42万亿元,国有金融企业17.2万亿元,行政事业单位23.6万亿元。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积累的巨大财富。

此外,我们还有公积金和社保基金的存款。如何利用好它们是有潜力的。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释放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力和真正的生产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放股方面,我认为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比如配置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加大社保缴费力度,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减轻负担,同时可以释放居民和职工的实际消费需求。还应加快国有资产的振兴,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要盘活政府机构的存款,还应采取研究创新一些政策工具和机制的安排,盘活部分存入账户的资金,特别是现在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发行基础设施REITs,这是一种有利的金融工具,有利于现有资产的金融振兴。要进一步推进这些,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此外,如何推进国家公积金改革,盘活和利用好这部分资金,也是下一步要研究的课题。总之,在释放和扩大增量潜力的同时,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盘活巨额财富资产上,支持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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